poupoutine: 不是我不明白·Je suis un couillon

捐款见闻

Mon, 19 May 2008 21:17:08 GMT

替两个小家伙跑了一趟意大利广场的中行。
离关门只有一刻钟，偏偏走错了地铁出口，绕广场跑了一圈，远远看到两个人站在银行门口一边张望，一边打电话。
心想糟了，不让进了。
“哦，要按铃？”打电话的东北口音女士说。我的手已经伸到两个电铃上按了几下。
三人进得第一道门，有个先生也随后挤进来，好容易等外面门关上，才按开第二道门。

银行里的客人基本都是捐款的。
拿过单子，很快填好。红十字会的信息，账号在每个窗口上都有张贴，照抄，然后填自己信息，勾选捐款项，写数额，署名，日期。单据中法文印出，填写全部用中文方块字，感觉很爽。
我居然是第一个填完的。
和我一起进来不知道银行两道门的两位，问我借单子去参考。浙江口音的先生说：“我一千，你们四十。”东北口音的女士写下阿拉伯数字。那位先生指着我单子上的法语“二十欧元”问：“这是什么啊？！” 那位女士回答：“法语啊，一千四十怎么写，忘记了！” 我替他们写上。

写大字

Sun, 18 May 2008 12:35:48 GMT

昨天给三个班统一写大字。写到一半，一个学生的爷爷来交学费。“呵呵，练书法呢！” 走到桌边，老先生拿起毛笔，写下“中国”两个碗口大的字，挥洒自如，刚健有力。面对如此能文能武，只觉得自己这个凭着半吊子中华文化招摇撞骗的假洋鬼子要以头抢地了。

写大字的直接原因，是二年级开始关于书法和中国文化那个单元，不得不讲讲文房四宝，琴棋书画。二年级特殊之处，就是有两个法国白人学生，不像其余都是在法国长大的华裔孩子。为了照顾他们，随口问了一句：“你们写过大字吗？” 谁料那些华裔孩子也没有，就是三年级（捐款的那个班），也没有摸过毛笔。

让我想起介绍一下文化知识的深层原因，是就西藏问题和法国学生（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先生，给十来岁语言天才的女儿陪读）讨论，我告诉他这次全世界的华人都出动了，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和家国责任，不是政府可以组织的，也不是几代人在异国生根就可以抛弃的。这时，在一旁静静聆听的学生（年龄从8岁到16岁，在法国受教育）插嘴了，他们都认为中华文化在自己身上无法磨灭，骨子里还是中国人。每个班问下来，都是如此。而且大部分都持中国护照。

我很震惊，潜意识里一直把他们当作法国人看待，只是这些“法国人”家里有中文环境，教起来比较省力，就是口音很难纠正。孩子们不厌其烦的询问“温州在哪里？”，“北京在哪里？”，“上海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台湾？”的场景浮现眼前。法国学校里是学不到这些的。法国人在批评外国人不融入的时候，似乎没有想到自己对他人的了解有多少。

崇洋媚外十几年，最后居然在法国温州人的社团里找到了“组织”，造化弄人。

我的学生

Sat, 17 May 2008 23:27:03 GMT

今天他们又飞跑进来，满脸通红，嘻嘻哈哈用法语说着不成句子的话。我总是痛恨这种不成熟，比起jesus camp里的美国小孩不知道差多少。
突然那个十一岁的小哥哥说：“老师，我们要给四川捐款，应该怎么捐？能统一交给你吗？”
我愣住了：“呃，爸爸妈妈不知道去哪里捐吗？” 他们每天听父母读报，时事和风云人物都了解，尤其讨厌萨科齐。
八岁的小妹妹说：“这是我们自己要捐的。”
另一个高二男生说：“我也带了钱，你能替我们去捐吗？”
我说：“中国银行两家分行都有捐款专柜，你们家里人如果想去，可以自己去。这样拿到收据，到时候可以查询。”

两个小家伙还是把皱巴巴的二十欧元递给我。说句老实话，我有些手足无措，拿出收条本写：今收到XU家兄妹20欧四川捐款（激动之下连赈灾都不会写了），我星期一去中国银行汇款，带回收据下次上课时给他们。又问了住址，我自己也是头一遭，只能猜想需要这些信息。

我问：“这是你们的零花钱？”
小妹妹说：“是我的。”

香港红十字会在线捐款页面：
https://www.redcross.org.hk/donation/user_donation.asp
举手之劳，尽一份心意。

愤青的理想：解放全世界

Sun, 27 Apr 2008 21:31:19 GMT

昨天看3台的节目，法国嘉宾分成两派吵得声嘶力竭，中国学生代表和流亡藏人音乐家都静静的坐在一边，插不上嘴。两派的观点分别概述如下。
不支持独立的说，我每年去中国，上次去西藏还是07年，走到青海西藏，并没有感到老百姓特别要求独立，所以，目前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五六百万藏人的诉求，和海外流亡政府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支持独立的说，达赖喇嘛是藏族的精神领袖，藏族对他的主张完全服从，达赖喇嘛要独立，那所有藏人，海外的和内地的，都站在他一边。
对方说，那么暴力行为也是他要求的了？而且达赖喇嘛并不提独立啊。
音乐家有些撑不住了，说，我也不是完全同意达赖的观点。我是要独立的。
中国学生代表问，那您五岁随母亲离开西藏后回去过吗？
他说，没有。

支持独立一方的观点，让我想到原来常常看到的一则成功营销的case。两个推销员去小岛上推销鞋子，第一个沮丧的回来，说，那里的人都不穿鞋，没法子卖。第二个则兴奋无比，报告说，这里的人都没有鞋子穿，将是多大的市场！
没有需要，而创造出需要。硬把自己应一时之需的发明，说成是全人类与生俱来的普世价值，当年红卫兵满怀激情要解放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继而解放全世界，也是这种推销模式吧，所幸他们没有真的倒在白宫华丽的台阶上。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一旦付诸实现，后果一般比较惨烈。远的不说，美国打伊拉克，本以为会势如破竹，直捣总统府，受到深受压迫的人民夹道欢迎，感谢他们带来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谁知那些愚民一点儿都不领情。
西方指责中国处理西藏问题时，老爱说，你们不能让他们接受你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并不等于，西藏人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就是正确的选择。况且人家也不想。

两百年来，鞋子销量一直上升，整个市场的游戏规则都是成功的推销员来定。意淫一下潜在市场是可以的，意淫完了要手淫，这就对身体不好了。

还是那句老话，落后就要挨打。

Wed, 23 Apr 2008 20:36:54 GMT

如果要找这次闹剧的正面效应，首先是一向爱国的海外华人空前的团结起来。第二是让我们这些对西方世界投怀送抱的人发现，自己这么多年其实是热脸贴了冷屁股，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新闻公正，都是小尼姑的秃头，和尚摸得，我们就摸不得。

转贴，借此总结，顺便回答某些崇洋媚外人士。

一个基金经理的自白——兼论中国人的底线

我是一个基金经理，在英国的一家对冲基金工作，公司在伦敦西区。我的投资生涯开始没多久，现在也就管1亿美元左右。工资一般，每年十几万美元左右，我们这行主要靠奖金。

今天不和大家聊股票投资，我想讲讲最近奥运圣火传递和"ZD"抗议期间我在国外的感受。

我以前是反对办奥运会的。奥运会这玩意就是一个大形象工程，花费大、收益小，还要搞拆迁办暂住证，整个一个劳民伤财。什么圣火啊、女祭司更是宣扬迷信，在古希腊时就是一个g*a*y*的大party。中国人要融入国际社会也没必要非得凑这个热闹。更重要的是中国还面临很多严重的问题，国家还没有富裕、和谐、强大到开party的时候。所以我一直对北京奥运会不感冒。

但是从年初斯皮尔伯格辞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之后，西方媒体就开始拿奥运会做文章，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就越来越多。

3月14日XZ事件之后，西方媒体就像被戳了G点，兴奋一阵高过一阵。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本不稀奇。

我在国外这么多年，感觉很少能看到关于中国客观公正的报道，除了财经媒体，其他主流媒体在中国新闻的选题上基本是哗众取宠、捕风捉影、惟恐天下不乱。

但是这一次，西方媒体的表现又上了一个台阶，基本上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

西方媒体在这次事件中基本上丧失了新闻报道的最低准则，比如不核实消息来源，在新闻中插入评论，以及平衡性报道不足。更严重的是，西方媒体使用误导性的语言和图片，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制造中国政府使用暴力的印象。

比如西方媒体使用大量尼泊尔警察镇压"ZD"抗议的镜头作为背景画面，而普通西方民众根本就分不清尼泊尔警察和中国警察。又比如，在很多篇BBC的新闻报道中都有这样一段话：

"Tibetan exile groups say Chinese security forces killed dozens of protesters. Beijing says about 19 people were killed in rioting."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XZ流亡组织说中国安全部队杀害了几十名抗议者。北京说有19人在骚乱中被杀。"按照这样的写法，读者就会自然认为中国政府承认杀害了 19名抗议者，而不知道这19人是包括花季少女和婴儿在内的被"ZD"分子杀害的无辜平民。西方媒体就是这样使用"春秋笔法"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在伦敦的奥运火炬传递开始之前，XNN更是公然煽动暴力，将这次火炬传递与纳粹德国联系起来，说火炬传递是始于1936年柏林奥运会因为纳粹德国要利用火炬传递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并说火炬传递的传统有可能终止于北京奥运会。在火炬传递中, XNN的解说员多次暗示穿蓝运动服的火炬护卫"具有攻击性"，是刽子手。当"ZD"支持者在火炬传递过程中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时，包括BBC在内的英国媒体仍然说支持者在"和平"抗议。有这样的煽动和纵容，就不可避免的发生在巴黎的一幕，也才会有我们美丽、坚强、勇敢的金晶姑娘。

有人说，你发这样的帖子，一定是特殊利益集团。呵呵，让你失望了，我不是，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别说我是贪官的子女，我父母都是普通退休职工，每月就一千多块退休金。别说我是愤青，在北大读托克维尔美国宪法我受的自由民主的熏陶不比你少。别说我太傻太真，天天在股市里跟人斗智斗勇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不比你浅。别说我非主流，混了这么多年我混进了资本主义的大本营我是主流中的主流。别说我是既得利益者，我在国际上凭本事吃饭，既得利益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一个中国人，爱自己国家自己文化的中国人。

我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人，很少动气。但这次西方从政客到媒体到普通民众，变本加厉，实在太过分，XZ事件和奥运圣火变成的他们一次集体宣泄，似乎要把中国人从地球上消灭才解气。不可能？号称自由民主的灯塔怎么能这样？不相信？XNN的栏目评论员/主持人Jack Cafferty 4月9日在其新闻栏目"The Situation Room"中，公然在4月9日在其新闻栏目"The Situation Room"中，公然说中国人是"bunch of goons and thugs"(一群蠢货和暴徒) 。你能想象水均益在CCTV的节目里这样说话吗? 再看看4月10号英国的《卫报》说了什么：大英博物馆应该关闭来自中国的兵马俑展览，因为它代表了两千年的集权政府！全文在下面，自己看。

在国内的人总是对西方国家有或多或少的好感，我在国内也不例外。女孩子都想去巴黎，有钱都要买外国车，崇洋媚外是流行病。有次，我们公司的服装行业的分析员问我，李宁的质量不错，广告投入赞助也不比Adias/Nike少，问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消费者在市场调查时总是优先选择Adias和 Nike？这叫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ha ha, that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共和国成立了快60年，但是很多人还是没站起来。一切唯洋人马首是瞻。这次圣火传递出了问题也是忙不迭的从中国自身找问题忙反思，以为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就能得到洋人的尊重。但是在洋大人的眼里,我们只是一群蠢货和暴徒。连最基本的做人的尊严都没有，还谈什么平等。一方面黄祸的影响在西方根深蒂固，另一方面西方人从心底里歧视中国人。西方的自由民主是对待他们自己人的，别指望中国人能享受上平等的待遇。现实是残酷的，地球就这么大，13亿人的民主中国对西方也是威胁。没办法，这就是人性。不同意的看看俄罗斯自费武功的结果。再不同意，看看西方媒体最近对印度Tata集团收购Jaguar 的评论。

我是搞金融的。大家都知道金融学里有个有效市场理论。理论挺好，但现实上根本不是那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人，不是计算机。人有感情，会害怕会激动，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做决定通常不理性。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存在，有效市场理论才不成立，才有股市的大起大落。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普世的自由民主也不可能存在。就这么简单。

这个世界很黄很暴力,偏偏中国的一些自由派很傻很天真, 在XZ台湾这样关系中国人根本利益的问题上"悲天悯人"，不但不支持政府和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反而在电脑后面空谈自由民主，自毁长城。我建议这些朋友到国外走走看看，认识一下所谓西方的双重标准和虚伪本质。大家可以试试，在国外只要你说任何中共的好话就会立刻被贴上间谍或者被洗脑的标签，从而丧失所有的信誉，而你的声音也永远不可能出现在主流媒体上。

4月6日伦敦火炬传递当天，英国各地留学生汇聚伦敦支持北京奥运，人数几倍于"ZD"抗议者。可是英国媒体的现场报道中几乎看不到中国留学生的镜头，更不用说采访。不光对中国人这样，即便你是美国人，如果你的意见威胁到当权者的利益，你也会被贴上疯子的标签，迅速被边缘化。

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之一 Ron Paul。Ron Paul批评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批评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作为最敢讲真话的候选人得到了众多基层选民的支持。可是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候选人却被美国主流有意忽略及边缘化。再举一个经济上的例子。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和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批评亚洲国家银行体系不透明，延缓坏账摊销，政府干预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但是在今年的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主动营救贝尔斯登，并通过联邦住房银行将房地产事实国有化；美联储违反美国宪法购买住房抵押债券，默许大银行不必满足资本充足率监管；美国证监会更改债券资产估价的会计准则；美国财政部推行美元贬值策略，向世界各国转嫁次贷损失。这一系列行动都直接违反美国一直倡导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准则，造成了严重的"道德风险"，最大投机者--投资银行得到美国政府的直接救助，更加有恃无恐。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号称自由市场捍卫者的美国。

幼稚的自由派们，睁开眼睛吧。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个人的自由就无从谈起。什么东西最害人，对西方的迷信最害人，逢中必反最害人。中国人的问题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解决，依靠西方无异于于虎谋皮。包括自由派在内的中国人都要有骨气。设想一下，甘地如果依靠大英帝国，何来印度的民主。有人说你是宣扬民族主义。这就是问题所在，只要有人支持中国的国家利益就会被扣上极端民族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没看到海外中国人自发的对西方媒体的抗议已经被说成是极端民族主义了吗？我这篇文章估计也会被很多人说成是极端民族主义。

如果这篇文章能帮助一些朋友认识到西方自由民主的虚伪，那"极端民族主义"的帽子我带定了。如果"极端民族主义"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那我欢迎这样的"极端民族主义"。我后悔我没有更早的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我后悔我没有去过卢沟桥和南京屠杀纪念馆。我后悔97年华人在印尼被屠杀时，我没有去抗议。我后悔驻99年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时，我没有去抗议。我后悔05年日本更改历史教科书是，我没有去抗议。我后悔08年，北京奥运会圣火在伦敦被羞辱的时候，我没有去抗议。

中国的发展不可避免的会挑战西方对现有国际格局的支配，中国国力的增强就意味着西方地位的相对甚至绝对的下降。现在有些人就是吓破了胆，洋大人惊诧一下就不知所措，都这样中国怎么发展？有人说什么支配地位，别人是公平竞争。你要是这样认为那我只能说你too you,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从美国确立国际霸主的地位之后，美国的海外净投资超额收益每年接近1%的GDP。这1%的超额收益从何而来，经济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它不能归因于风险、技术或者制度。超额收益只有美国有，而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都没有。和美国有相同制度和文化的英国也没有。这种现象被经济学家称为美国海外资产的"航空母舰溢价"。当美国替代英国成为国际霸主地位之前，英国也有每年接近大约1%GDP的海外净投资超额收益。如果大家有兴趣研究的话，估计能发现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十六世纪的荷兰，甚至唐朝都有类似的超额收益。这都说明，没有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平等根本都无从谈起。

这次火炬传递中，海外华人的团结和赤子之心让人潸然泪下。不论政治观点怎样，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是中国人的最低底限。在伦敦的特拉凡尔家广场，一个留学生跳入冰冷的泉水挥舞国旗于ZD分子对抗。在旧金山，国旗更是飘满火炬传递的整条路线。火炬就是播种机，火炬就是宣传队，火炬走到哪里，海外华人就团结到哪里。为什么，因为在国外更能让人意识到和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紧密相连的。没有国，何来家？

有朋友说我一个普通百姓能干什么。我说做好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爱国，最大的贡献。没有一个个普通人的努力就没有国家的强大。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研制两弹一星、核潜艇、神舟飞船、嫦娥卫星和北斗系统的国防科技工作者，是你们的努力让竞争对手不敢用武力破坏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创造了一万三千亿的外汇储备的农民工兄弟，是你们的努力让竞争对手不敢用经济手段破坏中国的发展。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孔子学院的老师，是你们的努力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作为一个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我要感谢联想、华为、奇瑞的员工，是你们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民族产业的希望。作为我，我最有效的行动就是用资金支持优秀的中国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做大做强，占领国际市场。而对于大家，当奥运圣火到来时，希望每一个人去迎接，支持北京奥运会。

作者：黄豆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com

a rose is a rose

Mon, 10 Mar 2008 21:52:59 GMT

Samedi 8 mars, 11h du matin, je dirigeais vers la gare des Vallées(Colombes, 92700). Devant un supermarché, un inconnu(cinquantaine, costard cravate) m'a tendu une fleur, "Pour la journée de la Femme, c'est gratuit!" - "Merci!" Pressée, je n'ai jeté un regard dessus que dans le train. Quelle surprise, l'aimable et mystérieux "chevalier" n'est personne d'autre que la chère maire de Colombes: Nicole Goueta. L'étiquette est discrète: "offert par Nicole Goueta".
Le MoDem a offert des roses oranges pour leur campagne, avant la clôture bien sûr. Je ne sais pas si Mme Goueta a l'habitude d'offrir des fleurs chaque Journée de la Femme, mais cette fois-ci juste avant les municipales... on s'en souviendra.

J'ai écrit au Canard Enchaîné...

大选

Thu, 03 May 2007 13:27:55 GMT

Lorsque Dieu créa le monde, il décida de concéder deux vertus aux hommes de chaque peuple afin qu'ils prospèrent.

Par exemple il rendit :
-Les Suisses précis et pacifistes,

-Les Anglais flegmatiques et ironiques

-Les Japonais travailleurs et réalistes

-Les Italiens joyeux et humanistes

Quant aux français, il dit :

"Les français seront intelligents, honnêtes et sarkosistes."

Lorsque le monde fut achevé, l'ange qui avait été chargé de la distribution des vertus demanda à Dieu :"Seigneur, tu as dit que tu octroyais deux vertus à chaque peuple, mais les Français en ont trois. Est-ce pour cela qu'ils se placent au dessus des autres ?"

"En vérité, Je te le dis, chaque peuple a deux vertus y compris les français, car chacun d'entre eux ne pourra en posséder que deux à la fois.

Ce qui veut dire que :

-si un français est sarkosiste et honnête, il ne sera pas intelligent,

-s'il est sarkosiste et intelligent, il ne sera pas honnête,

-s'il est intelligent et honnête, il ne peut pas être sarkosiste."

一部被糟蹋了的改革题材影片（不是影评）——Violence des échanges en milieu tempéré

Fri, 01 Dec 2006 01:47:00 GMT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小P是个发奋图强的农村热血青年，一心想在京城打拼出自己的事业。大学毕业后成功加盟某知名consulting公司。第一天上班，在拥挤的地铁里，快到经济开发区，忽然看见一个咸猪手骚扰女青年，他见义勇为，英雄救美，喝退了色狼。被救的女孩小E，也是年纪轻轻来城里打工的，只是学历不高，暂时还在做打字员，前台一类的临时工。同是天涯沦落人，第二天早上从地铁出来，他们一起去喝了咖啡。
小P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外省某大型国有企业进行转让和改制前的准备工作。这个百年老厂长期吃大锅饭，死气沉沉，效益低下，连年亏损，国家准备将它拍卖给私营老板，同时请不合格的工人下岗。小P和他的同事就是要发现造成企业亏损的环节，提出合理化建议，从最大程度上减少浪费，提高生产效率，找出调动职工积极性的办法，令企业适应现代化的管理和市场的需要。
到了厂里，他们看到，全厂上下，从厂长到车间，都对他们抱有严重的敌意。因为在死水一潭的企业逻辑里，提高效率就是裁员的前兆，任何革新的思想都让人谈虎色变。年轻有为，倾向改革的二把手受到排挤。打破铁饭碗的思想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碍。任务艰巨，小P的思想也屡有动摇。他们采取迂回战术和各个击破的手段，加上耐心的说服教育，宣传改革的基本精神，圆满完成任务。
人的思想转变是需要过程的，改革的春风并没有温暖大家的心灵，失势的失意的，不仅没有反思自己，还要对锐意进取的主人公打击报复。就连小P的女友小E都不支持理解他，在公司庆功宴之前离他而去。

法国对这部电影的简介如下：

A 25 ans, Philippe arrive de province pour intégrer à Paris un grand cabinet de consultants en entreprise. Le matin de son premier jour de travail, il rencontre Eva, jeune mère célibataire dont il s'éprend.
Sa première mission, qu'il aborde avec enthousiasme, est de préparer le rachat encore confidentiel d'une usine par un grand groupe.
Ses premiers rapports sont convaincants. Il gagne la confiance de son chef qui lui confie une nouvelle responsabilité : sélectionner le personnel apte à travailler dans la nouvelle organisation de l'entreprise.
Dès lors, Philippe doit se convaincre et convaincre Eva du bien fondé de sa tâche et faire face aux hommes et aux femmes dont il prépare le licenciement.

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咱们27年前改革的时候要打破一切旧框框，如果像法国保留这么多福利，那不等于没改，何来积极性？等大家尝到了甜头，吃了苦头，忘记改革之前是什么样子，再来搞社会和谐才行，人民就是这样。

conférence de Michel Serre

Fri, 09 Jun 2006 17:27:29 GMT

Le 7 juin 2006, ESC, conférence de Michel Serre et séance de dédicace de son nouveau livre : récit d'humanisme.

Le respect des différences et de la diversité culturelle, l'appel à la tolérance supposent d'abord une fosse profonde entre le sujet et l'objet, le moi et l'autre. Ceci n'implique pas la négation du travail de Claude Lévis-Strauss, mais souligne avant tout l'idée qu'on est tous des êtres humains, on est tous pareils avant d'être différents.

Ma réflexion : en fac de musicologie, on a toute une palette de spécialités, musique du XXe siècle, musique baroque, musique médiévale, musique tonale, orchestration, la socio-musicologie, la psychologie, la pédagogie, etc., tout sur la musique occidentale ou plutôt européenne avec plein de spécialistes par matière. Et le reste tout dans le même panier et chargé par un seul prof(quelle grosse tête d'ailleurs), s'appelle l'ethnomusicologie…comme si les musiques de la Grèce antique, de l'Inde, de la Chine et de la Polynésie n'étaient pas vraiment de la musique parce que le système de la musique académique occidentale du XVIe au XIXe siècle était bien particulier.

Les sciences se déploient dans le temps : récit, au lieu d'un cercle clos : encyclopédie.

Le récit, notion apparue dans la science : connaître une chose, c'est de connaître son histoire.

Le récit suppose des tournants, mais il ne s'agit pas de contradictions, mais de se compléter et de s'expliquer.

Le récit consiste aussi à rallonger notre histoire en s'intégrant dans l'histoire de tous les peuples de la Terre.

Ma réflexion : n'est-ce pas la physique moderne fait des découvertes grâce à la méthode de « justifier faux » ?

Le récit est de la littérature. La littérature est supérieure à la philosophie car elle travaille avec des métaphores.

Ma réflexion : Verlaine disait, de la musique rien que de la musique, le reste est de la littérature.

Le monde et l'être humain sont pleins de complexes, la raison pourrait toujours comprendre ? Mieux vaut les exposer dans leur plénitude et leur charme.

L'humanisme : combattre les bêtes qui grouillent dans nous, car l'homme a toujours gardé son fronton reptilien, la rechute guette.

Non à tout déterminisme car l'homme est libre et a des possibilités.

Ma réflexion : pour moi, l'homme est divin, ce qui le rend différent des autres animaux. L'homme est tenté par le bas, mais attiré par le haut aussi.

La mort générique de notre espèce est possible après Hiroshima.

Oui pour la langue de communication et non pour une langue unitaire.

Ma réflexion : l'accent français des pilotes d'Air France parlant anglais est charmant, tout comme l'accent anglais de Jane Birkin parlant français. L'accent est l'histoire personnelle, disposer d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et de connaissance tout en intégrant son patrimoine, c'est d'écrire ensemble l'histoire de l'humanité.

Ah, je devrais aller travailler mon accent chinois !

le 29 mai

Mon, 29 May 2006 14:14:15 GMT

Votez Giscard...

Pourquoi le projet de loi sur l’immigration de M. Sarkozy me paraît absurde.

Wed, 17 May 2006 21:59:20 GMT

L’autre jour, j’ai entendu une discussion sur le mariage entre français et étranger dans une boutique de produits exotiques, entre le patron genre ancien-baba-cool-reconverti-en-altermondialiste-qui-contribue-au-développement-du-tiers-monde : l’Inde, et une cliente aussi éprise de ce pays qui, se marie bientôt avec un de ses fils. La cliente, parlant du prochain séjour de son couple en France, semble ressentir une humiliation en se voyant obligée de justifier auprès du consulat de France en Inde leur union par amour pour obtenir le visa de son mari. Elle doit penser que le sentiment ne peut se soumettre à un examen et une procédure administratifs, d’autant plus pour un but autre que l’amour en lui-même. Le patron lui a répondu que c’est à cause des abus. Cette remarque les laisse perplexes, sans commentaire, ils changent de sujet de conversation.

Le projet de loi sur l’immigration de M. S., apparemment, consiste justement à limiter les mariages blancs, en prolongeant le délai de naturalisation après le mariage. 4 ans sur le territoire français au lieu de 2 d’aujourd’hui (1 an seulement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et 6 sur le sol étranger( au lieu de 3 d’aujourd’hui), et 3 ans au lieu de 2 pour demander la carte de 10 ans. Vu le taux de divorce qui existe dans le monde moderne, surtout en Occident, rien ne peut sembler plus efficace que cette politique de dissuasion.

La cliente, trop pudique pour avouer l’« utilité » de son amour, au fond, n’ose pas reconnaître que le mariage et l’amour sont bien deux choses distinctes. Son malaise prouve, en réalité, une incompréhension vis-à-vis des politiques qui imposent aux autres des lois qu’eux-mêmes ne peuvent respecter. Si l’amour est la seule condition et la seule raison d’être de toute union, le mariage ne peut exister. Imaginons le contrat de mariage livré sans l’intérêt du produit, c’est-à-dire tout ce dont on peut bénéficier matériellement, l’argent, la maison, la nationalité, le statut social, et en plus le divorce obligatoire quand il n’y a pas d’amour, ce ne sera pas les petits gens comme nous qui se plaignent, mais les hommes politiques. Ils ont bien tiré profits de leur mariage et peuvent interdire aux gens de le faire parce qu’ils sont « étrangers ».

Il n’est pas bien d’être étranger dans cette France d’aujourd’hui. Si les éboueurs et les ouvriers clandestins de textiles privent de travail les non diplômés français, l’immigration « choisie » va bientôt accélérer la fuite de cerveau français en Amérique. Il est urgent de « choisir » des gens capables de créer des emplois, de changer la politique économique, enfin un premier-ministre quoi.

转贴：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Sun, 07 May 2006 22:48:51 GMT

秦晖:极左、左派、右派、极右的区分与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初中的时候，学的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 “自己养活自己”了。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３０００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珰入狱。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当香港回归的时候。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
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但对些什么呢？中国太平等了？中国太自由了？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 ，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我认为就是“私有化”。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中国特色？中国没有特色！

绝对不要相信“文化”会造成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法不同。经济也许不是“制度决定”。但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台湾与香港的经济制度与规律，离美国近而离同种文化的大陆远。东德与西德，南韩与北韩，经济实体的差异程度，与文化的近似程度恰成对比。广东企业与北京企业的相似程度，远远超过广东和广西企业的相似程度。决定经济的仍将是制度，我们中国不会因为“文化不同”而走上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经济道路。

拿一个影响最广的误解来谈，曾经吹得神乎其神的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一度被有很多人认为，乡镇企业是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农民企业家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现象。我本科的时候，在北大听过不少讲座，这种观点早已让人耳边起茧。但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集体“进城”和潮水般的民工以实际行动嘲弄了这种“发现”，以至于现在都没人提乡镇企业了。其实多看历史，就可以发现乡镇企业“似曾相识”。实际上这是国家转轨的一种现象，在政府的经济控制力减弱，而农奴制依然保留的情况下，乡镇企业就会大量涌现。

在十九世纪中期的俄罗斯，工业化已经起步，而依然保留了农奴制。在农奴制下，农民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世袭身份。由于在农奴制下，俄罗斯通过划分“农民身份”与“非农民身份”限制了农民进城，一批农民就通过工业化形成了整个整个村庄的乡镇企业与大量的家族制的“农民企业家”。俄罗斯涌现了如莫罗佐夫家族、格拉乔夫家族、鲍里索夫家族等“农民企业家”，乡镇企业也如雨后春笋，以纺织闻名的莫斯科省的伊凡诺沃村，以冶金闻名的科斯特罗马省的达尼洛夫村，以制鞋业闻名的特维尔省的基拉姆村。农奴制改革后，这种现象就渐渐消失。中国也是一样，当放宽了农民进城限制以后，大量农民从乡镇企业中涌出，纷纷进城务工，形成“民工潮”。“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不攻自破。

同样，在国有资产私有化中，中国也不会因为“文化”而有所不同。分家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今后的社会稳定。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政府不断地涌现亿元量级的腐败大案，而又以经济困难的理由取消了下岗工人的退休金和“社会主义没有失业”的庄严承诺，开始“自由竞争”。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各种工程一投就是上百亿，而九八年百年一遇的洪灾农民只能分到每人每月三十元的“安家费”。如果仍旧像现在这样，一方面不断“扩招”以实现“教育产业化”，另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在学习期间打工陪聊，女大学生向百万富翁们“投怀送抱”。那中国文化的“熏陶”并不会使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们变得特别“稳重、深沉、善良”的。

极右到极左的震荡

社会公正并不能通过经济增长来弥补。如果不能在转型期建立一个“自由与公平的底限”，那么迟早社会稳定将是无法维持的。

再让我们把目光转向百年前的俄国，二十世纪初，俄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立宪民主党，并以此为主体进驻了国家杜马，俄国政府中的开明派也倾向于建立宪法，改变沙皇专制。时任俄国总理的维特决心推进经济改革，并与主要反对派立宪民主党人多次谈判，但由于损及沙皇利益，总理维特最终被解职。主张警察同志，铁腕强权的戈列梅金，斯托雷平相继登台。立宪民主党人被残酷杀害，组织瘫痪。俄罗斯进入了“斯托雷平时代”。以铁腕强权摧毁传统俄国公社，开始“斯托雷平改革”，成立极右翼政府，将俄国经济转变为农场经济与市场经济。持续的安定造就了“斯托雷平奇迹”。沙俄经济持续高涨，与１９００年相比，俄国煤产量增长１２１% ，棉花加工量增长６２% ，出口总额增长１１２% ，国民收入增长７８. ８% 。全俄人均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值，直到五十年后才被打破。

由于经济持续稳定，俄罗斯人对政治的兴趣冷淡，人们只关心钞票，政府的反对派陷入尴尬状态。流放海外的“民主人士”内讧成习，国内右翼的立宪民主党分裂派系林立，以往在国民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则彻底一分为二，分裂成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吵得不亦乐乎。一些革命者纷纷向政府“投诚”，从思想上彻底忏悔。激进自由主义的一些人开始清算传统，曾经以立宪民主党人身份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格尔申宗说：“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当知识分子纷纷从右翼与左翼转向为秩序主义、民族主义者时，他们的声望也在不断下降。当瞿秋白访问俄国时，俄国无论是市民还是农民，对老知识分子托尔斯泰依然表示尊敬，但对时下的知识分子却颇为不屑。那时的知识分子声望一落千丈，他们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力，又被民众看成是政府的走狗。

当知识分子日趋保守，社会依然“稳定”的时候，大众却越来越激进。根据沙俄司法部门的统计，在二十世纪初，以“危害国家安全”而入狱的国民，知识分子比例越来越小，而工农比例却大幅上升。由于斯托雷平的极右翼改革以权贵为利益本位，机会与风险分布极不公正，表面虽然“安定”，但革命暗潮汹涌。极左翼的“社会革命党”成为第一大党。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社会已经“告别革命”的时候，革命却突然爆发，毫无征兆。１９１７年２月，由于首都的几家商店进货不足与交通不畅，造成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立刻引发骚乱。派去镇压的首都卫戍部队主要由农民组成，早对社会分配不公严重不满的农民军队率先哗变。仅仅七天，沙皇就退位了。极右翼的杜马立刻从保皇派转入革命派，此后社会不断左转，在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最后这些“投机革命”的人也纷纷被杀。社会以血的代价完成了极右到极左的转变。

社会革命并不以知识分子意志为转移

从俄国的极右到极左转型可以看出。以为知识分子纷纷“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的想法是可笑的。

但是，知识分子与政府并非毫无作为。如果知识分子在极右转型期能对政府产生影响力，那么很可能通过一种较为公平的方式瓜分资产，“告别革命”。即使政府不听，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坚持呼唤公平，在大众中赢得尊敬，那么很可能在革命后能建立起一个左翼或右翼政府，而不会变成一个极左翼政府。重新开始“极左到极右的震荡”。

从起码的公平观点来看，我们都不能接受先把所有人的财产“公有”后，几十年后再由少数人瓜分这些“公有”财产成为私产。或许过上几百年，大部分人会忘记财产被“公有”的事，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忘记。即使从目前的贪污、外逃资金，和富翁排行榜上的资产来看，这批几十年积累的公有资产数额相当庞大。几乎每一个厂长和每一个公务员都在转制和加薪中获得了其中的一部分。但这些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农民和工人，被排除在分配队伍之外。很难想像这样的私有化将是稳定的，也很难想像在私有化后能够形成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以东欧俄国的经验来看，凡是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性较差的，如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经济低迷的时间都长，恢复也慢。而在私有化过程中公平程度较好的东欧系列国家，经济恢复都非常快。目前的国有资产分配公平与否，对今后中国走向哪条道路至关重要。

中国的左右翼需要合流

在摆脱极左阴影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曾经为思想解放做出过巨大贡献。但九十年代分裂为左右翼，开始进行“伪问题”的探讨。其实，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和右翼的自由主义者只应该在一种情况下对立，就是政府的机制决定了权力和责任是对应的。它有什么样的权力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权力是公民授予的，公民授予大的权力就要承担大的责任，授予的权力小承担的责任也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国家多承担一些责任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就势必认为应该给国家多一点授权，而反对国家权力过大的自由主义者势必也要主张国家少承担点责任。
但如果国家的权力并不是公民授予的，国家增加权力，也并不完全用于承担责任。例如农民交了税养活了警察系统是希望它们能保障社会安宁，而不是用来发暂住证收收容费的。网民缴税是希望让网络畅通，而不是拿这笔钱来搞过滤系统，培训网警来阻塞网络的。一方面，通过权力侵吞公用资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纷纷崩溃。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国家权力“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有意义么？
如果直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还不能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确定一个“公正的底限”，热衷于派别之争，那么或许在下一次震荡来临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知识分子的话了。

citation du jour

Mon, 10 Apr 2006 14:34:05 GMT

En février 1975, Roland Barthes, en répondant au journaliste de Pratiques, sur les questions d'enseignement de la littérature en France, déclare:

"Aujourd'hui, en France, quand je regarde autour de moi, j'ai l'impression que le vrai problème n'est pas tant celui de la répression que celui de la carence des pulsions de jouissance: ce qu'on appelle, en psychanalyse, l'aphanisis, la carence de désir. Ce serait en fait logique, car il y a une aliénation plus profonde que la contrainte: la castration. La France est un monde où il y a un langage de la contestation, mais il n'est pas sûr qu'il recouvre des pulsions de jouissance. C'est l'aliénation la plus profonde qui puisse être: en mythologie, au-dessous de l'esclave, il y a l'eunuque, le castrat.

ET VOUS ?

On a tous quelque chose de Johnny, hommage à RB

Sun, 09 Apr 2006 06:23:41 GMT

J'éprouve de plus en plus de plaisir en voyant des bourgeois s'emmerder au spectacle, ça me rend sadique.

Un animateur de France inter dit qu'il était émerveillé par "Jean-Philippe", le film sur Johnny Hallyday, joué par la star elle-même. Ce qu'il trouve réussi, c'est que le film a su montrer un personnage très populaire, pour toutes classes sociales confondues, qui arrive à réunir et à émouvoir tout le monde, toutes les générations. Bref, une sorte de symbole culturel sans frontières.

J'ai entendu un extrait du film où il chante "Tenessy". Je me trompe peut-être du titre, mais c'est une belle chanson, et il chante bien. Il sait dégager quelque chose, même en chantant avec les cons de Star Ac, il reste pro.

Mais je ne parle pas de son art.

Je parle de sa popularité, qualifiée de "sans frontières" par le gars de la radio.

Ce genre de chose existe vraiment.

C'est pour ça que la révolution arrive toujours à chauffer les fesses des jeunes gens.

Malheureusement.

Un bel idéal fait toujours rêver. Mais il inspire quelque chose d'inhumain: la raison.

La raison nous transforme en monstre, car nous aspirons tous quelque chose de bien(ce propos est un peu Hayekien... pardonne-moi Mathieu, je te promets que c'est tout ce que j'approuve de chez lui).

Ceux qui veulent faire du bien font le plus grand mal.

Car ils oublient que notre faiblesse est notre plus grande force, ce n'est pas la raison, pas la technique, mais le plaisir, la jouissance charnelle, le corps.

Wells, dans La guerre des mondes, montre les puissants Marsiens ne résistent pas aux microbes terriens. N'est-ce pas grâce aux moisissures que le fromage est aussi bon, chers Français ?

Roméo et Juliette sont morts à cause de l'amour, mais n'est-ce pas la meilleure illustration de ce sentiment humain?

Bérenger, le bon-vivant qui ne résiste à aucune tentation sensuelle est le dernier à rester homme quand tous les autres sont devenus rhinocéros, surtout Jean qui prône l'idéal, la raison, la décence etc...

"Mais même si Bérenger voulait devenir rhinocéros il ne le pourrait pas. C'est comme d'affirmer "je ne veux pas être raciste" ça ne sert à rien. L'important est d'en être incapable."

Ce n'est pas une tautologie de dire "Vis ma vie", "vivre" engage mon corps à un contact direct avec les choses, mais ça me permet de vivre.

Je suis un couillon

Sun, 09 Apr 2006 05:01:36 GMT

Allez Romano!

l'ascenseur social

Thu, 06 Apr 2006 17:13:11 GMT

J'ai entendu un homme politique dire : si l'ascenseur social ne marche pas, je prends l'escalier.

Il l'a fait et le voilà en haut.

Face à une situation difficile, par ex. la panne d'ascenseur, il y a des réactions différentes:

Certains prennent l'escalier sans poser de problèmes.

D'autres râlent contre la panne.

Parfois la réaction est radicale: A la fac de lettres, les étudiants grévistes ont bloqué l'escalier avec des bureaux et des chaises, et ils se mettent devant l'ascenseur pour interdire l'accès. Personne ne monte dans le bâtiment.

Tout ça parce que ceux qui ont pris l'escalier, une fois en haut, ils ne pensent ni à ceux qui sont encore en bas, ni à réparer l'ascenseur.

Mais aussi parce que ceux qui sont bloqués en bas, ils ne font rien, ni essayer d'aller prendre l'escalier, ni appeler l'entreprise pour la réparation.

la grève

Thu, 06 Apr 2006 04:53:31 GMT

Voici qu'elle dure plus d'un mois.

Pendant ce temps-là, le mot que j'ai entendu le plus souvent, à la radio, à la télé, dans mon entourage, c'est " y en a marre".

"Y en a marre du gouvernement"

"Y en a marre de la grève"

"Y en a marre de notre situation de merde"

etc. etc.

Je finis par me demander si un citoyen, dans tous ses droits, peut s'abandonner à une telle attitude irrationnelle. Un moment, peut-être, mais cela arrive tellement souvent...

Ensuite, je me demande si la politique, comme une "science humaine", ne devrait pas s'adapter à la nature humaine, à cette fatigue, à cette démission, à cette tentation du chaos dans lequel elle fait régner, tant bien que mal, l'ordre.

la révolution 革命

Wed, 22 Mar 2006 19:57:53 GMT

罢课已经三个星期了。

一个在德国读书的同学感叹法国人的坚定，以下是我的回应。

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我对此劳动合同法案的见解。而是对法国人处理矛盾的方法的看法。

法国人已经到了要革命才能保卫传统的地步，真不知道是真革命精神呢，还是应该叫做反-革命，或者反动革命。。。
1789年砍了国王的头，68年解放思想，今天呢？

康有为梁启超说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看来也是有历史局限的。世界上还真有人愿意长社会主义的草，拔资本主义的苗啊！算是见识到了。

et j'ai aussi écrit à un ami français qui enseigne à l'étranger:

j'ai l'impression qu'on fait la révolution pour ne pas faire la réforme(je suis pas contre la réforme, mais faut bien sûr voir le contenu)

à ce stade est-ce bien encore la révolution? c'est pas plutôt la contre-révolution ou la révolution conservatrice(terme bien contradictoire)?

albert camus dit que quand le reflexe remplace la réflexion ça va mal

mais maintenant la politique et l'engagement de bp de gens c le reflexe et jamais la réflexion

la société est tellement divisée et figée que chacun devient un guignol d'une idéologie ou machin

ah la la...

门房生涯见闻，之一

Wed, 07 Dec 2005 15:26:03 GMT

又上工了。
前面是漫漫寒夜，带来大堆吃食，有趣的和无聊的书，强逞精神。
劣根性使然，才上工不到三月就开始躲懒，份内的不做，还尽量把份外的拿到工作时间做：看书，学习，睡觉，做饭，吃饭，洗澡，洗衣，熨衣，聚会，打牌，看碟，不一而足。
结果上班的一个晚上可以办平时一个星期要办的私事，大部分是生活琐事。
管它呢。
拿着电话正煲粥，忽见一大帮青年男女涌进前厅，明明是一伙，却互不搭理，四散打量，遮遮掩掩朝门房看。心下说有事，嘴上还在敷衍。等了一会，又走进两个中年男子，一群人全围上来。
一男一女两个被推在前面做代表，嘴张了张，手足无措的掏出一张打印纸，递上前来。
叹一声，跟电话说，稍后再打来。
集中精神应付。
其实面前的小孩比我还紧张。看来是想了半天，一开口还是抽去了筋骨的法语。
原来是订好房的罗马尼亚交换学生。入住单已备好，房费缴清，交接钥匙就成。我请他们填单。他们急，指着打印纸上的名字解释。
好容易弄清楚订单上的人并不完全是来的人。他们的学校还在一个私人公寓订有房间，安置另一半交换学生。彼此安排，学生事先都得到通知。大巴先到那里，一些好奇的下车察看，发现条件不错，却似乎没有订房人的名字，来者不拒，当下就搬了行李进去，雀巢鸠占。来我们这里的大半便是那些手脚慢了一点的可怜人。失去了房客为上帝的私人公寓，想象公立的学生宿舍破烂不堪，凄风冷雨。一见之下更是心灰意冷。做代表的女孩甚至仗着法语好些，抢先问我哪栋宿舍楼最暖和。
面前双双大眼闪烁，脸冻得像红苹果，怎好意思雪上加霜。当年初到宝地，领钥匙进房却发现没有通电，被褥也无，黑黑的一间小房，心里一阵凄凉，恐怕不比他们差。
罢罢罢，住进去再说，收了护照作抵押，明天让他们自去领导处解释。大老远来，过尽关卡，不会是歹人。
女孩子们还在犹豫，那个男孩上前来问，能否让大巴司机也住下。这下我真的犯了难。问他，不能挤一挤么，但看他们似乎并不熟悉，只好作罢。
电光火石之间，忽然想起应该请示上级，这些都是门房权力之外的事情，我何德何能，还在这里越俎代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
已经十一点多，还好上司就住在隔壁，打电话给他。
谁知堂堂老板助理比我还如临大敌，刚听解释了两句就大叫，怎么搞的不明白，我马上过来。
学生们都要急疯了，一个劲对我说可以去私人公寓查询，他们真的是一起的，长途跋涉，明天赶早上课，不能睡大街。
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公立机构，号称不以赢利为目的，服务大众，事事一板一眼，照章办事，决不通融。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我这个打工的。我只不过是法国政府节省开支的手段之一，多几个这样永远拿最低工资不升级，没有任何保障，计时付费的工，他们可以少养几个享受带薪假期，节假日加班费，还动不动就罢工，直到老死都不能开除的公务员。缺钱的政府，缺钱的学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正在安抚七嘴八舌的学生，只见老板助理飞奔进来。舒了一口气，不负责任的感觉原来很好。
那个男学生刚刚解释两句，就听得老板助理尖叫，不可以，绝对不可以，不可以对不上号，你要我受处分啊。
老板助理是个年轻人，来了两年。红红的脸膛，敦实的身材，手心老是热热的出汗。按理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想穿了也不过是做所有的事，对所有的问题负责而已。决策权在那个西太后式的老板（按理说公立机构负责人应该不叫老板，不过一朝权在手，定把令来行，世之常理）手里。老板做了什么不得人心的决定，一定由他传达，同事们要打要骂，照单全收。
时间长了，难免有些神经质。听说他业余喜欢渔猎，养大黑狗一只，办公室的是是非非，恐怕不是他的长处。白天经过他住处，常常看到黑狗卧在落地窗前，一副落寞的神情。
他来之前，我已把擅自换房者的单子和钥匙发下去，嘱学生们选合意的把自己名字填上。一见他态度强硬，不由得见风使舵，把单子钥匙收了回来。有几个女孩都要哭了。
他急急找出名册，对那男孩说，你们到底是谁？！不行不行，我做不了主。掏出手机，又烦躁地说，这么晚了，我也不能麻烦老板啊。
左右为难。就为着这样的事。不由得记起刚上工的时候发生袭击事件，老板叫我谈话，说大问题一定要告诉她知道，至于助理先生么，她朝边上瞥了一眼，他脸色黯淡，至于他么，也可以通知，但是一定要通知真正的老板。人在屋檐下，我跟他一样。此处不留爷，打工仔大不了被炒走路，东山再起，正式工却要一把死挨，丧失尊严。讨生活真是艰辛。
过一会儿，大概是孩子们的诚意令他有所动摇，他吩咐我打电话去私人公寓查实。那个作代表的女孩也在不住的说，只当是互相调换好了。唉，我怎么给她解释官僚主义？公私分明？来自罗马尼亚要是还不能理解，要不是因为她对法国抱有太大幻想，要不就是法国死板得登峰造极。
公寓值班的那人只差没有骂我们犯神经。人都来了，住哪里不是一样的住。我何尝不明白。一只耳朵听他发牢骚，不可能三更半夜去骚扰住客，他一个值夜班的也没这个权力（哈，大家都一样）云云，另一只耳朵却关注上司的反应。
老板助理的脸还是那么红，不过没有尖叫了，正低头给两个司机画地图，告诉他们哪里有带停车坪的旅社。我心里一动。
马上对电话里那人说，把住在你那里学生名字给我。他很合作，一个字一个字拼给我。
道谢。挂电话。抬头看上司，他擦擦汗说，发钥匙罢。哼，明天打电话给他们学校，怎么安排的！稍停，仿佛是说给自己听，总不能让他们睡外面啊。
因为几个年轻人的一时任性，许多人费尽周折。
我很内疚，好人难做，第一遭体验到。还扰人良宵。给他道歉，他说应该的，我通知他来是做对了。本来，我的工作就是坐着不动笑脸迎人，不变应万变。把芝麻当西瓜的公立机构，什么都是问题，我根本就不应该有“遇到问题找组织”之外的思想。
做代表的男孩自告奋勇要带大巴去旅馆，然后走回来。上司有点窘的看着他说，路太远了啊。四五公里呢，这么冷的晚上。那孩子说声不要紧就出去了。
我忙拿出市区地图和宿舍指南发给他们。值夜班并不容易遇到入住的情况，难免手忙脚乱。自己当初来的时候因为错过飞机，晚上九点多才到，一次在街上，夜半时分，也碰到过拉着箱子的外国学生问路。路途实在遥远。
搬行李的孩子们看起来并不太兴奋。外国学生的举步维艰，一下车就体会到。天明后不知还有什么奇遇等待他们。活到老学到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是在劳工局拿工作许可，坐错了一张椅子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正确称谓应该是“外籍劳务”。等候大厅里只有四张给外籍劳务的椅子，可我们明明有二十个人。若是坐了法国人的椅子，就会有人微笑着请你起来。想破了脑袋也不明就里，勉为其难的对自己说，或许等候厅里有摄像头，方便办公室里唤人，座位分门别类，里面的人一看就知道自己有没有接待的任务。坐错了位，让人家白跑一趟。要吃饭，为人货也就认了罢。
上司自回家，刚出门，电话就响。煲粥的好似长了千里眼一般。
说了没两句，鼻端一阵酒气，以为又是街面小混混来歪缠，心想这次一定要报警，不能给他们占了上风。抬头一看却是良民嘴脸。
学校的人，要找那些罗马尼亚学生，通知明天上课的时间地点。酒足饭饱来，真是即兴。那些学生虽然只待半个月，惊喜恐怕不会少。
正巧带路的男孩走过，让他们去交涉。
关上窗口，自成一统，坐在这个位子上，就要公事公办，忘掉自己和他们一样的学生身份，事无巨细，一律打官腔，推卸责任。下了班，脱下面具做人，再嬉皮笑脸也不迟。

lettre aux responsables de l'association "Et vogue le Paris"

Fri, 24 Jun 2005 20:34:44 GMT

note de l'auteur:

L'association "Et vogue le Paris" est créée en avril 2004, par un journaliste de Fr3 Auvergne et ses amis, quand éclate la nouvelle que la mairie de Clermont compte raser le bâtiment du cinéma "le Paris" pour construire un centre commercial. Le projet est en vue depuis plusieurs années mais c'est à ce moment-là qu'il se concrétise pour l'année 2006.

Je suis adhérée dès le lancement de l'appel, comme notre ami cinéphile Mathieu. Mais ensuite, on a commencé à douter en voyant les presses qui soutiennent cette association: le Figaro et la Montagne qui défendent, non pas le cinéma art et essai comme nous le croyons, mais la libre concurrence entre les salles de cinéma...

certes, il faut peut-être briser le monopole pour avoir un environnement plus sain dans le commerce et le service, mais... je vous prie de lire cette lettre pour savoir plus...

Mesdames, Messieurs,

Merci du compte rendu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que j’ai l’honneur de participer le 4 avril.

Parmi les premiers à adhérer à l’association « Et vogue le Paris », je fréquente ce cinéma depuis plus de 5 ans. Je soutiens et soutiendrai le programme d’art et essai qui, dans le centre clermontois, trouve son représentant comme le cinéma Le Paris. S’il disparaît, je serai la première à regretter. C’étai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je n’ai pas hésité à joindre cette association.

Cependant, la dernière assemblée m’a laissé quelques doutes, sur la fonction de l’association et le rôle des adhérents.

Les 2 objectifs de l’association, à la première vue, semblent tout à fait indiscutables et légitimes. Mais les détails expliqués au bout d’un an de la création de l’association et la solution proposée lors de cette assemblée m’interloquent.

Certes, l’existence d’une association aide à prouver aux distributeurs et aux collectivités locales l’importance du public d’art et essai à Clermont, mais l’argument le plus convaincant, je pense, c’est peut-être encore le chiffre d’affaires, la fréquentation et bien sûr, le poids d’une programmation qui pourrait attirer le public. Ce qui reste strictement dans le domaine privé des affaires commerciales du cinéma Le Paris. Dans le rapport, l’annexe 1, les responsables ont dit ceci : « les choses bougent puisque la fréquentation du cinéma Le Paris est en hausse, 137 000 spectateurs en 2004. Il y en avait moins de 70 000 en 2001, année de l’ouverture du multiplex d’Aubière ». On n’est pas en train de suggérer que l’augmentation de la fréquentation du Paris de 2001 à 2004 est grâce à l’existence de la création de l’association ? Or, si mes souvenirs sont bons, le Paris n’a pas commencé sa programmation d’art et essai depuis une éternité, c’est juste vers 2001, l’année du rachat du Capitole par le groupe ciné Alpes qu’il a essayé de changer de style et de la façon de gérer, c’est-à-dire de ne plus passer les films « commerciaux » comme les autres cinémas. Sur ce point, je suis tout à fait d’accord avec l’esprit du rapport que le Paris est une affaire commerciale privée et que seule la décision de son gérant puisse influencer sa prospérité. Le public d’art et essai n’a pas forcément besoin d’une association pour se donner le sens d’exister et surtout, il est là pour juger le choix du programme, et non pas pour défendre les intérêts personnels de l’exploitant du cinéma. On ne peut lui demander de « briser » le monopole et de garder l’« équilibre » commerciale du marché cinématographique clermontois.

Ce qui me choque le plus pendant l’assemblée, c’est les 2 solutions proposées sur la localisation du Paris pendant et après la construction du Carré Jaude 2. D’abord,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un an que l’on me mette au courant du fait que la famille Piéra est propriétaire des murs du Capitole. Pourquoi, lors du rachat du Capitole il y a 4 ans, et donc du renouvellement de bail avec le nouveau locataire ciné Alpes, la famille Piéra n’a pas signé un bail qui pourra se terminer à peu près au même moment de la destruction du Paris, puisque ce projet est mis en place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 Si les propriétaires des murs du Capitole et l’exploitant du Paris préfèrent avoir le beurre et l’argent du beurre, à quoi le public se mêleront ?

Si par malheur, le Paris ne peut exister après les travaux, je ne verrai pas de mal que la mairie investisse dans un nouveau cinéma associatif dans le nouveau centre Jaude, et à ce moment-là, notre association pourra sans doute servir vraiment à quelque chose : avec l’association du Cercle des amis du cinéma, l’association du cinéma hispanique, on pourra enfin faire de vrais programmes d’art et essai…

Bref, je ne regrette pas d’avoir fait partie de l’association pendant un an, et j’éprouve toujours le même respect pour l’engagement des créateurs et des responsables. Mais je ne vois pas trop à quoi je pourrai servir dans cette affaire : personnellement, en tant que public, je ne suis pas là pour défendre les intérêts commerciaux qui sont pas les miens, et encore moins pour soutenir un commerçant à rompre son contrat en essayant de réparer ses erreurs de gestion et de stratégie.

Donc je vous informe que je ne renouvelle plus mon adhésion. Je continue à aller au Paris tant qu’il propose une bonne programmation d’art et essai. Ce qui ne dépasse pas mes limites.

Je vous prie d'agréer, Mesdames, Messieurs, mes salutations distinguées.

HU Xiaoli